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重点抓好农村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交通运输行业引发热烈反响。
老家在农村的代表、委员，如今家门口的那条路好走了吗?“四好农村路”建设如何服务乡村振兴？中国交通报《两会朋友圈》栏目，邀请代表、委员畅谈怎样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发展乡村物流，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农村提供支撑。
本期嘉宾：
陆永泉代表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高卫东代表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王爱和代表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许仁安代表 重庆市交通局局长
张德华代表 云南省玉溪市市长
杨金龙代表 浙江杭州技师学院教师
成 平委员 交通运输部原安全总监
马旭林委员 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司长
丁小岗委员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主席
李志军委员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先进委员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高宗余委员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余留芬委员 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
公路旁奏响故乡田园曲 乡亲们有机会走出大山
马旭林：我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人，在全国，东乡族仅有十几万人。每年春节我都回到家乡，享受与家人的团聚时光。目睹家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喜人变化，最直观的变化还是农村公路。家乡所有乡镇和很多建制村都通了沥青路或水泥路，客运班车服务越来越正规，乡亲们出行越来越方便。
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东乡县高山乡布楞沟村的巨变。2013年我还在临夏州工作，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崎岖陡峭、尘土飞扬的山路来到布楞沟村，看望这里的东乡族群众。在村里，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大家：要把水引来，把路修通，把新农村建设好。
六年过去了，一条20多公里长的水泥路将村子与大山外的世界连接了起来，还解决了布楞沟流域6个乡镇、20多个村、2万多名群众的出行难题；布楞沟村家家户户喝上了自来水，黄土高坡上建了一排排红砖灰瓦房，56户群众喜迁新居；村小学教学楼、村“六位一体”办公楼盖起来了，办公楼里有了卫生室、文化活动室。
新修的梯田高低错落，新栽的树木整整齐齐，这一切就像一个个美妙的音符，在这片干涸的土地上，奏出美丽动听的田园曲。
高宗余：我的老家在离江苏南京40公里左右的一个乡村，上大学的时候假期返乡，从成都赶回南京后，需坐客运班车到镇上，再步行或者坐三轮车回家。三轮车摇晃在泥巴路上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5年前，村里通了水泥路，村道距离省道仅200米。现在，我可以从外地自驾直接开车到家门口。村里通了公交车，村民去县城和南京也更加方便了，家乡变化确实很大。
余留芬：现在贵州变化最大的就是交通，县县通高速公路，村村通沥青（水泥）路，交通不仅带动了农村产业发展，也让村民出行更加便捷了。以前到镇上赶集得爬坡过坎两小时，到镇上都成了“泥人”。现在公路修好了，岩博联村八成以上村民都买了小汽车，开车到镇上也就5分钟。
杨金龙：我的家乡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辛街乡，这两年家乡的路变化非常大，砂石路成了水泥路，不仅路宽了、好走了，而且整个环境都有了提升。路边的绿化好了，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养护。以前经常看到的渣土车变少了，很多拉石头的车，顶棚都要求被遮住，污染也少了。让我很有感触的是，家门口这条路交通事故少了，很多地方都有明显的交通标志。
以前，从云南老家到我工作所在地浙江杭州，坐火车要三天四夜。而现在，省会昆明通了高铁，从昆明去杭州，也由原来的约40个小时变成了约10个小时。保山到昆明的高铁目前正在修建，开通后，去昆明的时间就能由现在开车走高速公路六七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
今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直接从杭州飞回保山。保山机场原来是军用机场，后来转为民用机场，近两年的航班量也翻倍了，目前到北京、广州、杭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都有了直飞航班。这些点对点的航线，让很多乡亲都有机会走出去看一看。
建议建立“建管养”资金全覆盖制度 因地制宜发展山区交通“共享经济”
成平：“四好农村路”建设近年来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不少地方在建设农村公路时，存在资金保障不到位，导致标准降低；没有前期规划选线，导致修了路，农民却没有充分受益；没有综合统筹产业路、旅游路等功能，导致路建成后效益一般等诸多问题。希望加快推动《公路法》修订、《农村公路条例》出台，明确农村公路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充分考虑农村公路的功能定位，以此决定路段的规模、标准，这样才能更高质量建设“四好农村路”。
丁小岗：我当过县委书记，跑农村跑了很多年。我认为，建管养运是一个整体，要在建设时就考虑后面怎么管，很多农村公路都是先建了再说，加之公路建设专业队伍参差不齐，导致农村公路建设质量难以保障。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资源不能自由流动，限制了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农村发展。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放思想，改变农村投入和发展体制。建议创新体制机制，打破城乡投融资壁垒，加强政策引导，使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可以顺畅地到达农村，吸引社会资本开发和建设“四好农村路”等乡村项目，政府再给予一定资助，盘活农村资源，使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王先进：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好农村路”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五周年，五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显著。但是农村公路建设任务仍然繁重，区域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财政保障不足，相关法律保障缺失。建议进一步加大中央层面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力度，完善行业法律法规;督促地方政府履行好主体责任，加强政府督导考核，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中央与地方多层级协调机制，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多部门共同参与，加强部省协调合作，成立地方政府专项领导小组，协调推进重点项目。
李志军：农村公路和高速公路不同，建设标准相对较低，抗灾能力差，更应该加强管理和养护。目前，农村公路普遍存在“重建轻养”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养护资金短缺，部分地区农村公路甚至出现“弃养”，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建议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增加农村公路等不收费公路管养费用拨付，并建立农村公路“建管养”资金全覆盖制度。
余留芬：部分山区农村公路质量有待提高，希望能够完善农村公路建设标准，提升建设质量。在通村公交运营上，不必“一刀切”，贵州山区较多，居民分布不均匀，通村公交运营成本过高，难以持续，要因地制宜发展“共享经济”，村民可以拼车出行，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四好农村路”创意大赛打造品牌 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带来人气财气
陆永泉：“要致富，先修路”，在江苏农村地区得到了忠实践行。包括我在内的江苏人，都有明显的感觉，这几年农村的路更宽了、更平坦了、更好走了，这都得益于“四好农村路”建设。截至2018年年底，江苏建制村双车道四级公路覆盖比例超过80%。丹阳市、海门市、泰兴市、溧阳市、徐州市贾汪区、南京市江宁区先后被命名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2018年，江苏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四好农村路”建设的实施意见》《全省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文件，进一步加强对“四好农村路”建设的指导，六大扶贫片区以及12个贫困县省补资金占比由25%提升到60%左右。
江苏还积极推进农村公路与农村产业基地、旅游景区、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乡村旅游等产业项目组合开发，探索实践了“农村公路+特色产业”“农村公路+旅游”等富民新模式，建成一批资源路、旅游路和产业路;组织“四好农村路”创意设计大赛吸引社会关注，打造了一批独具江苏特色的农村公路品牌。
高卫东：贵州坚持交通项目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确保在实现“县县通”“村村通”“组组通”的征途中不落一县、不丢一村、不漏一组。优先安排中央车购税资金用于农村公路建设，贫困地区安排比例达89%。
去年，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普通国省道建设项目577公里，加快推进20个极贫乡镇717公里快速通道建设，15个深度贫困县县城实现普通国省道二级公路连接，6个极贫乡(镇)实现二级公路连接。贫困地区新改建农村公路6845公里，占全省总规模的84%。
我们还建设了一批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探索推行“交通扶贫+特色产业”“交通扶贫+电商”“交通扶贫+乡村旅游”等扶贫新模式，开展公路扶贫、养护扶贫试点，交通扶贫引领作用进一步突显。
王爱和：2018年，江西提前两年半完成25户以上自然村通水泥路建设，累计建成农村公路6.4万公里，惠及7.4万多个自然村、1400多万老百姓;全面启动实施“组组通”水泥路建设工程，全省269个深度贫困村自然村率先实现“组组通”。
许仁安：去年，重庆建设“四好农村路”2.8万公里，启动改造普通干线公路4000公里，优先支持18个深度贫困乡镇交通发展，贫困地区交通面貌明显改善。
今年，我们将着眼于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继续打好交通脱贫攻坚战。坚持把精准方略贯穿始终，以进村入户为主攻方向，以贫困地区为主攻对象，以服务产业为主要切入点，加快改善贫困地区交通面貌，在全面小康路上，绝不让任何一名群众因交通而掉队。发挥好交通对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支撑作用。今年计划新建“四好农村路”2.4万公里，启动普通干线公路改造3300公里，力争18个深度贫困乡镇对外通道全部开工、通组公路全部完工。
张德华：玉溪市“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了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山区脱贫步伐，方便了群众、凝聚了民心。“十三五”以来，玉溪市每年把农村公路列入政府十件惠民实事，坚持抓好公路建设管理，严把政策关、设计关、质量关；创新农村公路融资方式，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8亿元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华宁、峨山、元江、新平等县与社会资本合作，采取“建养一体化+EPC总承包”模式，加快建设进度，保障工程质量。
农村客运发展成效显著，努力构建高效便捷、安全可靠、绿色环保、规范诚信的道路运输服务体系，2018年全市建制村通客车率达100%。打通农村购销运输配送渠道，构建起县、乡、村三级供应链式物流网络，解决了由乡镇到村“最后一公里”物流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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